TAHR PAS 2016夏季號:流亡藏人專輯

主編的話 | 流亡、難民、無國籍?

/邱伊翎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一個故事。

 

「我是在鄧麗君死的那一年來的。」

1995年,歌星鄧麗君過世。藏人朋措來到台灣。他在1989年12月25日離開四川甘孜白玉縣抵達西藏的阿里地區(喜瑪拉雅山腳下)。朋措在那裡待了七天,因為靠近邊境,所以管制森嚴,睡在山洞裡遇到大約50-60個西藏人,跟他一樣都是要離開西藏去印度的,結果就遇到武警過來問話,朋措感覺武警差點就要開槍打他們了,還好武警隊長也是四川人,朋措跟隊長用四川話聊天,之後隊長便要朋措擔保會將他們所有人帶回四川,武警才離開。

接著,他們開始出發,每天都趁武警休息後的夜晚才開始走山路峭壁,走了八天才走到尼泊爾,到難民中心登記身份。

之後,從尼泊爾往印度的路上,需要經過十幾個關卡,每個關卡都會有印度警察勒索,沒錢可能就會被胡亂毆打一頓。朋措說,一路上天氣又熱,只能吃綠豆湯拌飯,很不習慣。

到了印度達蘭撒拉,見到了達賴喇嘛,朋措說:「感覺不是真的,竟然可以這樣面對面見到尊者,尊者親切的跟我們握手說大家辛苦了。見到面的那一刻,大家都忍不住哭了。」

在達蘭撒拉的藏人學校待了一陣子後,朋措又回到了尼泊爾。遇到一個藏人政治犯,過去在文革時期,因為丟石頭丟到「毛語錄」,結果為此去坐了七年牢。透過這個朋友,朋措買到了護照、觀光簽證,來到台灣。

在台灣,他作過工地、布廠、染整各種工作,他說在某個工廠工作時,裡面都是沒有證件的藏人,警察一來大家就往外跑。這樣東躲西藏的日子過了五、六年,最後因為2001年達賴喇嘛來台,當時的總統陳水扁特赦了一百多位滯台藏人,他才取得居留權,後來並申請「歸化」,取得身份證。

問他當初為什麼想要離開西藏?他說:「為了想見達賴喇嘛一面。」就這樣,也沒告訴家人一聲,就離開了。「家裡都以為我死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時候,才有人通知我家人說,有看到我在印度出現。」

他說,我們第一批的藏人比較幸運,沒有人被蒙藏委員會駁回藏人身份的認定。但是第二批的藏人多了很多審查程序。問他對於蒙藏委員會的審查方式,有何想法?他說,其實不同地區的藏語,都很不一樣。康巴地區的藏語跟蒙藏委員會裡面的藏人使用的藏語(印度那邊的藏語),就完全不一樣,安多地區的藏語跟康巴地區的藏語,差異更大。蒙藏委員會是否真的具有能力,審查「誰是真正的西藏人」,其實也是個問號。

 

一個邀請。

 

作為一個在國際上也常常面臨「不被承認」的窘境,我們很難理解西藏人所遇到的問題嗎?

由於西藏人並非印度或尼泊爾公民,自然不會有該國的護照,但是由於拿著印度或尼泊爾的「旅行文件」又經常遇到某些政府的刁難,導致「買護照」變成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國的外交部對於持「非護照」的難民「旅行文件」可以多一點友善的態度,會製造出這麼多「待解決」的問題嗎?

5/20新政府上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也安排了「難民法」的審查,不論未來審查程序將如何進行,這些流亡者都是「活生生」存在的一個人。只要是人,就會需要所有「活著」所需要的相關基本權利,包括自由移動遷徙、健康權、工作權等等。

不論未來新政府究竟要以「無國籍人」或「難民」或者「?」來處理這些滯台藏人的問題,請試著先讀一讀這一期的專刊,讓我們嘗試去理解這些人是為何來到台灣?為何滯留而無法出境?

很多問題不見得一定都會有答案,也不一定立刻都可以找到解決之道。但「嘗試理解他們」,是可以做的第一步。不要還沒有理解,就要直接就把他們都「當作是騙子」,就要直接開始想「台灣很小,我們無法收這麼多難民」,所以一切只能「個案處理」,只能「到此為止」。過去政府一直是用這樣的方式在處理難民、尋求庇護者及流亡藏人的問題,是該想想如何建立「制度性的處理機制」的時候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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