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研討會

(第二場)香港新聞自由的變與不變

引言摘要 香港新聞自由的變與不變 蘇正平 先生(台灣記協會長)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最為世人包括台灣人民;所關切的問題除了香港經濟是否能繼續繁榮之外,最主要就是香港人民的基本人權、公民權、還有新聞自由是否會進一步受到限制。 暴露在世人的監督之下,可以想見中共主觀意願上,特別在它全力發展經濟極須與西方國家維持友好關係之際,是不想讓外人找到可以指責的把柄;同時為了讓香港做好「一國兩制」的示範,中共也不願讓台灣增加抵制『和平統一』的藉口。 然而主觀上不願意,不代表客觀上就不會。假如香港民主自由的發展被認為影響到整個中國的穩定,中共的干預可以預期是不會平軟。這種認定不一定有客觀標準,恐怕是隨不同的領導人而異,而同樣一個領導人亦可能因為不同的政治需要而對同一客觀情勢有不同的詮釋。而更可能發生的是,主觀上雖然願意如此,但是能力上卻做不到。民主自由是一個生活方式,是一種習慣,從北京看香港的民主自由和生活在香港的人看民主自由是很不相像的。北京的人再怎麼尊重民主自由,恐怕還是會忍不住上下其手,然後再去辯稱這樣也算民主自由。 相對於其他的基本人權、公民權,新聞自由是更容易讓北京政權上下其手,而且做符合它利益的詮釋,因為新聞自由通常被理解為媒體的自由,而媒體不是很多的個人而是一個機構、一個公司,透過適當的機制它是可被馴服的。 台灣的媒體經驗可以提供一些例子。

(第一場) 集會、結社在台灣-國家無理禁制、人民自我實踐

引言摘要 集會、結社在台灣-國家無理禁制、人民自我實踐 邱晃泉 先生(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集會、結社,是基本人權,也是爭取及維護其他基本人權的重要手段。 台灣近幾十年來的民主變革,是包括言論、集會、結社等民權和政治權的抗爭史。也正因勇敢冒著生命、身體等危險,透過結社、遊行、示威等方式,表現集體意志和力量,台灣人乃能加速推動國家的建立、政治的民主、和社會的多元發展。然而,由於執政者的偏執和司法的失職,集會、結社的自由在台灣至今仍受到相當嚴重的限制和扭曲。 1949年起台灣實施戒嚴,人民的自由權、參政權等基本人權都受凍結。統治者一怕共產主義、二怕民權主義、三怕台灣獨立,強烈要求秩序和安定。集會、結社曾受到統治集團長期的禁制。政治性、社運性的結社,只能極小心底在地下進行。統治者藉口或「創造」三人以上聚會(或讀書),而奪人生命或入人於獄的案例,不只千百。倒是,沒聽過因遊行而受處罰的。因為,除了慶祝「回歸祖國」-「台灣光復」、慶祝「蔣總統華誕」、及死人出殯外,幾乎沒人膽敢遊行。 1979年初,為抗議國府政治迫害逮捕前高雄縣長余登發父子,時任桃園民選縣長許信良等黨外人士在高雄縣橋頭鄉等地遊行示威。這是國府戒嚴後台灣30年來第一次政治性遊行示威,意義非凡。但許信良因此被剝奪縣長職位(理由是:當天沒請假)並長期放逐海外。

正視東方之珠的人權問題座談會 我們的共同意見

正視東方之珠的人權問題座談會 我們的共同意見

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先驅社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正視東方之珠的人權問題」座談會中,對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之後的人權發展都表達密切的關注。我們認為:

一、維持香港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是維持香港繁榮,穩定亞太安全的不二法門。
二、中國應尊重香港與台灣人民的自由意願,尊重人權的觀念凌駕於一切政治力之上。
三、台灣的社會團體及媒體應更關切香港的集會、結社自由以及新聞自由。
四、 港台兩地人民在保障人權的共同努力,將會大大促進中、港、台三地的民主事業。

(第四場) 綜合討論:台、港人權支援管道的建立

摘要

賴秀如:
能不能請各位分析一下明年的選舉情況會如何?

區龍宇:
我比較想談的是香港與台灣人權支援管道上的問題,希望明年有機會,能成立港、台兩方面人權組織,同時在香港舉辦一個研討會。台灣雖然和香港交流十 分密切,但是台灣人對香港的主要印象,往往只停留在成龍等影視歌星的層面 上,但是民主管道上的共同努力卻很少,現在我認為最需要是,台灣能一起來 關注香港明年的選舉問題,辦一個研討會,也可看看董建華的政府是個怎樣的 政府。

朱雲漢:
關於明年的第一屆選舉,由於香港在選區的劃分方案上還未成形,所以無法預 言,但有幾個方向可以預見。第一,恢復過去非常小範圍的的公民團體間接選 舉。其次,選舉制度可能採取多席次不可讓渡的選舉制度,因為這樣民主陣營 黨派或其他黨派,佔不了什麼便宜,甚至可能使黨派之間合作降低。

(第一場) 七一後香港集會結社所面臨的問題

引言摘要

國家安全還是人民安全-談香港的集會與結社自由

區龍宇 先生(香港先驅社)

在殖民地統治下,百多年來港人都沒有任何政治自由。只是在七十年代之後,一方面為了安撫不斷發生的群眾抗爭,另一方面也為了抵消來自大陸的壓力,殖民地政府才逐步開放政治自由。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殖民地統治的最後階段。

可是,香港在回歸祖國後,不是進一步擴大港人的政治自由,而是相反,竟然恢復許多殖民地政府早已拋棄的惡法,其中包括有關集會遊行及結社的惡法。

港英政府在幾十年前制訂有關法例,其實原意都是為了打擊香港的共產黨。比如社團條例,舊的社團條例規定社團成立要經政府批准,而且禁止本地團體同外地團體有聯繫。在1950年,港英就曾一次過勒令解散38個社團,其中主要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但也包括托派及一些左翼團體。至於公安條例,舊法規定,三個人以上在公眾地方聚集,可以列為非法。這一條是在1967年制訂,用來壓制當時共產黨所發動的暴動的。

當年共產黨屢屢批評殖民地惡法。諷刺的是,中共一旦收回香港,他便忙不迭地恢復這些惡法。這似乎印證了人們的一句老話:沒有權的時候高喊民主,有了權之後就高喊秩序與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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